「進入殺人者的內心。」
──布倫特‧特維(Brent E. Turvey),《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
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氣。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
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繹不絕。智妍爸爸暫時移開在智妍身上的視線,看向和同齡小孩玩耍的六歲大的智妍哥哥的時候,智妍遠離了爸爸和哥哥獨自玩耍,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悄悄地靠近智妍道:「叔叔買冰淇淋給你好不好?」
左手少了兩根指頭的男人帶智妍到了距離中浪川散步步道五十公尺遠的君子橋社區超市,買了冰淇淋,然後把智妍帶回離超市五十公尺遠的自家住宅。那是一個窄小到隔不出玄關的房子。另一頭,智妍的爸爸和哥哥失去了智妍的行蹤,徹夜尋找智妍無果,最後到了派出所報失蹤。
五月十九日周六早上八點許,一名回收舊物的六十多歲老人走在君子橋住宅區巷弄,那裡離智妍失蹤地點約五分鐘步行距離。老人如往常般尋找能回收的舊物,他在巷子裡發現一個登山背包,背包裡裝的不是要被回收的舊物,而是被分屍的小孩的頭、雙臂和被切除了腳趾頭的雙腳。
吃驚的老人急忙報案,東部警局局長和刑事科科長等人上午趕赴拉起了黃色封鎖線的現場,投入初次現場調查。「初次現場調查」指的是警方出動至犯罪現場進行的緊急措施。不久之後,警方便確認了背包內的屍塊是一個禮拜前的失蹤女童智妍。通常不明來歷且有他殺嫌疑的屍體需透過屍檢和DNA 分析方能確認死者身分,但是智妍案無需透過DNA 分析,而是由智妍爸爸親自確認屍體頭顱。
智妍案立刻受到輿論媒體關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東部警局記者室擠滿了記者。自一九九○年代中半之後,韓國民眾時有聽聞隨機殺人案與連續殺人案,犯罪的恐怖陰影已陷社會於不安。聽說智妍案之後,各家記者都已做好要在和平週末上班的心理準備,聚在東部警局裡滿頭大汗地揮筆寫新聞。同一天晚上,韓國KBS 電視台報導,「首爾東部警局指出女童分屍案的兇嫌極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問題,警方正全力調查」,隔天另一家日報報導,「女童家屬沒接過要求交付贖金的電話,研判是精神病患所為」。
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辦公室坐落在首爾鐘路區首爾地方警察廳本館三樓。在智妍案相關新聞報導出來的三天後,權日勇警司就被叫去參加會議。警方在東部警局成立了智妍案搜查本部,上級機構收到指令,須全力協助首爾地方警察廳的搜查,在那時,東部警局還不曉得什麼才是正確的搜查方向。
首爾地方警察廳會議室,幾名男子圍坐在桌邊,桌子一側坐著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科長及重案科科長,另一側是現場鑑識班班長和權日勇,還有幾名負責現場搜查的東部警局刑警。他們要合力拼湊「犯罪者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的高難度罪案拼圖,會議室裡流淌著緊張感,不單單因為智妍案兇嫌的殘暴犯罪手法,還有傳統搜查方式和新的搜查方式之間的角力。這一點其他與會者不曾察覺,但權日勇已經感知到了。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要員權日勇象徵著新的搜查方式,不過當天會議與會者多為年長刑警和警察,對他們來說,「科學搜查」是個陌生的字眼。一般的命案犯案動機有二,不是積怨就是涉及利害關係,因此通常被列入調查的犯罪嫌疑人與這兩種動機脫不了關係,通常會從受害者的熟人先調查起。
二○○一年,首爾地方警察廳麾下各管區共有兩萬四千多名警官,其中權日勇的職位是絕無僅有的,不,縱使是韓國全國九萬六百多名警官中,權日勇的職位依舊是獨一無二的。二○○一年一月,權日勇等四名警官被分派到首爾地方警察廳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另外三名警官過去是犯罪統計要員,唯有「一號側寫師」權日勇是現今大眾認知中的「犯罪側寫師」,專司「犯罪者側繪」的工作。所謂的犯罪側寫是以訴訟法理的科學證據為基礎,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智力、職業、特徵等,有助縮小嫌犯範圍,幫助搜查的技巧。
韓國警察體制自一九九九年才導入科學搜查方式,歷時不過兩年,所以一線警察對於科學搜查的用語相當陌生,更不要提「分析犯罪者性格和特徵有助搜查」的概念。權日勇和當時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室室長李東桓(音譯,이동환)必須證明此一新概念與新技巧的效用。
在這一天的會議結束後,權日勇必須比現場搜查組更快解開拼圖才行。這就像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權日勇要先一步於圍棋棋盤上落子。他透過現場搜查組和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屍檢結果獲得的拼圖碎片如下:
. 屍體經冷凍後才遭分屍。
. 屍塊斷面粗糙。
. 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
. 失蹤地點與失蹤時段。
. 棄屍的推定時間。
. 屍體照。
權日勇在辦公室裡反覆思索,試圖拼湊事實碎片。當他思緒卡關時,他會在卡關的部分畫底線,重新翻看國外犯罪側寫師們的著作。傳說的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的搜查回憶錄《破案神探》和他所著的《犯罪分級手冊:暴力犯罪分級調查標準系統》、美國學者布倫特.特維的《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是權日勇的案頭常備書。「一定要抓住殺死智妍的兇嫌」的念頭盤旋在權日勇的腦海揮之不去。
犯罪側寫師如同沒有獵犬,獨自追逐動物的獵人,僅憑現場留下的微小跡證推測動物的行蹤。權日勇每天看著發現智妍屍體的現場照不下數十遍。寬約三公尺的小巷,矮於成年男性胸口的低牆、紅磚、黑色鐵門、貼有搬家公司等各式各樣宣傳單的鐵門,還有放在鐵門前的黑色背包,權日勇每天就像看著立體圖般,凝視著那些照片。
「為什麼要綁架她?」
「為什麼要分屍?」
「犯罪者有何特徵?」
精神科醫生的目標是治療,犯罪側寫師的目標是搜查。和電影裡的犯罪側寫師的一貫形象是,不用看犯罪現場也能揭露兇嫌的身分,就像個天才心理學家或靈媒。實際上,犯罪側寫師最早誕生於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幫助搜查是此一職務的目的。犯罪側寫師的本質就是推論犯罪者私底下及心理的「側繪(特徵)」,幫助縮小罪犯嫌疑人範圍,權日勇心急於證明犯罪側寫師的價值與效用。為了智妍父母得快點抓住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要向一線刑警們證明犯罪側寫的價值,權日勇背負著這兩種壓力,把「我身為犯罪側寫師,必須向搜查組提出搜查方向才行」不時掛在嘴邊,「犯罪者是誰」,一年來,權日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的犯罪側寫教科書內容深印在他腦海。
另一方面,有別於權日勇,現場搜查組另有壓力來源—韓國全國媒體密切報導智妍案,該案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各家新聞媒體社會部的「老大」都聚到首爾地方警察廳記者室,天天追問警方搜查成果和案件調查進展,並且競相直播搜查實況。
搜查組從多個搜查方向同時著手,像是智妍父母的潛在仇家、智妍失蹤與被棄屍地點一帶確診的精神病患、擁有電鋸設備的肉店等商家、性侵犯與兒童犯罪前科犯。警方馬不停蹄地查尋智妍失蹤地點附近住宅,一一造訪可疑住家。
就在此時,東部警局和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班雙雙找到了重要線索。豐富經驗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音譯,박상선)專司鑑識程序。他在被冷凍的智妍屍體背部發現了約十多個被久壓的壓痕,且壓痕間隔相近,是冰箱冷凍庫底部壓出的痕跡。朴尚善建議警方帶著「壓痕間距」資料,查尋了該地區的冰箱製造商及舊物買賣商店,試圖找出有著相同間距的冰箱。
一番查找之後,警方找出了和壓痕間距幾乎一致的冰箱型號和製造年份。是一九八○年代後半期生產的型號。這對權日勇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五月二十一日白天,權日勇接到來自京畿道地方警察廳的緊急聯絡,有人檢舉水原市某家旅館裡發現「部分孩童屍塊」。
旅館員工注意到房客退房後,房裡的馬桶發出水聲,員工隨即疏通被異物堵塞的馬桶,孰料,馬桶裡浮現了孩童屍塊,受到驚嚇的旅館老闆立即報案。
當時京畿道地方警察廳也已得知智妍案,推斷旅館孩童屍塊或與智妍案有關,因此通知負責智妍案的搜查組。原本人在首爾地方警察廳三樓犯罪分析組辦公室的權日勇,偕同東部警局搜查組趕赴旅館。權日勇回想表示:「當時我們鳴笛奔馳在八八道路(現奧林匹克大路),像是摩西分海一樣,沿途的車輛紛紛迴避讓路給我們。」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東部警局刑警們和權日勇攜手調查了旅館現場。
就連社會部菜鳥記者都受過取材現場的蛛絲馬跡,即便是車牌也不能錯過的基本訓練,遑論負責取材轟動韓國的智妍案的精明老手記者。或許是老手記者們沒錯過刑警們的動靜,又或許是他們從「線人」聽說了旅館的舉報消息。線人是媒體界暗語,意指情報員。在刑警們抵達時,早有數名記者徘徊於旅館四周。
調查旅館房間的權日勇和刑警們被整齊擺放的棉被吸引了目光,現場鑑識班班長朴尚善道:
「日勇,你不覺得這傢伙很怪嗎?」
「是的,非常奇怪。」
刑警們搬動床和家具,一絲不苟地檢查了地板和牆壁,不出所料,床底出現了孩童衣服。上下衣鈕扣和拉鍊都整齊扣上、拉上,並且被折得整整齊齊。權日勇把這些事盡數記在自己的刑警手冊上,不錯過任何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