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除雜物
美國不是唯一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蓬勃發展的國家,也不是唯一掙扎著為老化人口留下的多餘物品找到空間的地方。在日本,人口不只是在老化,而且還在減少。哪個老人去世時,往往沒有多少親人來領取與清理死者留下的東西,甚至根本沒有人會僱人來清空房屋。每天都有人發現滿是私人物品與垃圾的房子,用美國人的話說就是囤積狂的房子。
這個現況,與近藤麻理惠和其他日本的極簡主義及清理運動提倡者所呈現的形象大相逕庭。不過值得強調的是,這些運動在日本如此盛行,部分就是因為日本人跟美國人一樣,希望家裡乾淨簡單、沒有雜物。從這個層面上說,近藤麻理惠是在帶領日本以外的讀者走向未來,儘管還沒有多少國外消費者關心與期待那天到來。
韓靜子從東京惠比壽地鐵站的樓梯快步走上來,然後對我露出一個禮貌的微笑,還鞠了躬。她有一張年輕的圓臉,留著一頭短髮,身上穿著一件棕褐色的圍裙,上面兩個大口袋裝滿了筆、麥克筆跟膠帶。她是尾聲計畫公司(Tail Project)的經理。尾聲計畫公司已成立六年,總部位於東京附近,專門清除與處理因日本人口下降而日益增加的廢棄屋。五十歲的她之前是空服員,現已退休十年,不過她的言行舉止仍散發出空服員的敏捷與效率。
韓靜子的名片上列出了三個專業認證:販賣二手商品的執照;日本全國清屋專家協會認證,該協會代表日本八千多家的房屋清空公司;以及同一協會授予的「終活」顧問認證。
最後這一個是日本獨一無二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與經濟發展期間,「就活」這個詞本來用於描述找工作的過程。但是最近幾年,年老的日本人把「就」改為「終」,發明了這個絕望而諷刺的新詞:終活,也就是為人生的終點做好準備。
這個需求很急迫。2018 年,日本慶賀了92.1 萬個寶寶的出生,但是哀悼了136.9 萬人口的去世。自1899 年開始記錄以來,這是出生率最低的一年,而且是連續第八年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儘管政府幾十年來不斷努力鼓勵生育小孩,日本人口極可能在未來五十年縮小三分之一。因此,準備後事的產業迅速成長。在日本,所謂的「終活博覽會」很常見,這個活動有助人們更熟悉從壽衣到遺產規劃等所有商品與服務;會場也有許多關於如何妥善處理後事的手冊;人們還能和韓靜子這類的業者諮詢如何處理死後留下的財物,或是離世後如何代表親人舉辦送行儀式。
今天韓靜子要清空一位女士的公寓,該女士的先生不久前車禍身亡。兩人沒有小孩,所以沒有人來協助搬家,也無法分享遺物與回憶,因此這間公寓就跟大多數被清空的住屋一樣,是要徹底清空。「有些家人會說:『留下一點東西吧。』」她一邊說,一邊揮手招計程車。「但是大多數人都會說:『全部清掉。』」
六十年前,這種做法根本無法想像。過去的日本家庭大多住在鄉間,而且人口眾多、相距不遠,死者的後事也是大家分擔。但是這個狀況很快就改變了。二次大戰後日本蓬勃發展期間,年輕人可以到大城市追求福利好、幾乎是終身的「穩定職位」,遠離故鄉與家人。對一個歷史上一向保守傳統的國家來說,這種繁榮富裕的生活刺激出前所未見的消費行為。到了1960 年代,富裕的日本人開玩笑說,日本神話中的三神器:八咫鏡、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已被電視、冰箱、洗衣機這三種新神器給取代了。
後來,日本人變得非常富裕,家裡滿是東西,連電視跟洗衣機也不再神聖,也不值得拿來開玩笑了。1990 年代初期的資產泡沫破滅,導致經濟衰退與長達數十年的經濟蕭條後,這個笑話就更不好笑了。從此以後,穩定職位逐漸演變為薪水低、福利差、不穩定的職位,這種狀況對日本的年輕人來說特別有感。經濟不穩定迫使這些年輕人延後或乾脆放棄結婚生子。
自此,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老化程度名列前茅的社會,上百萬的住家堆滿了經濟發展期間累積下來的財物,而後裔卻寥寥無幾。日本境內已有八百萬間空屋,俗稱「鬼屋」。根據日本政府的研究指出,到了2040 年,日本境內空屋的總面積將相當於奧地利的總面積。
這個狀況並不僅限於日本。在富裕的東亞已開發國家,人口同樣在迅速老化,也留下推積如山的物品。西歐也在面臨類似的人口結構改變。根據一間英國保險公司估計,2003年英國人總共有380 萬套起司鍋具組收在家裡沒用。它們最後會流向何方?就算大多數都還能用,人口成長的速度(即使加上移民)恐怕也不足以建立起能夠消化這些鍋具組的二手市場。
幸好,想要回收或丟棄這些沒人要的東西,有很多清潔且環保的選擇。如果起司鍋具組最後沒有(大概也不會)被送到廢金屬場,它仍會在科技進步、安全環保的垃圾焚化爐裡燒成灰燼(尤其是在日本,日本擁有世界上最頂尖的垃圾焚化爐)。只要把東西送過去並繳交處理費就行了,但是處理費並不低。一個12 加侖、塞滿東西的垃圾袋必須繳交的焚化處理費為50 美元左右。一個日式床墊則是兩倍的價格。有些待焚化的東西可能還有販賣的價值,但是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的時間,還不如用來清空另一間屋子,直接索取清空的費用。
至少,這是韓靜子的想法。但是最近她發現,客戶的想法跟她不同。「他們想知道有人會繼續用他們的東西,」她說,「這使他們更心安理得。」作為一名生意人,她覺得有必要提供這項服務。
惠比壽地鐵站不遠處一間羅多倫咖啡店的二樓,我與濱田里奈碰面。濱田里奈是日本《再使用商務報》的編輯與日本二手商品產業最頂尖的專家。
這是個大產業。
2016 年,二手商品在日本是價值160 億美元的產業。這大約占了日本總零售市場的4%。但是其對日本造成的實際衝擊其實更巨大。比如說,根據濱田里奈的資料,日本在2016 年有兩千萬名二手服飾消費者,相當於日本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儘管二手商品的價格比新產品低,二手服飾仍占了整個服裝零售市場的10.5%。對日本的年輕人來說,二手服飾是塑造自我身分理所當然的方式。
濱田里奈身材嬌小,大概152 公分。她左肩上掛著一個大皮包,裡面塞了好幾份要給我的《再使用商務報》。這報紙看起來就像《華爾街日報》,內容也一樣正經嚴肅。裡面報導了拍賣的房屋、新興網路二手商店,還有市場預測。周邊滿是拍賣、定價資料、新開幕二手商店的廣告。
「勿體無(Mottainai)。」她對我說。這個難以翻譯的日文單詞,表達出對於浪費的惋惜,也表達出對珍惜的渴望。「1960 年代以前,日本人還懷著這種心態。」她解釋道。「就連在德川時代(1603 - 1868 ),一件和服都會一穿再穿。」但是隨著日本在1960 年代進入經濟奇蹟時期,一切就變了。「日本人忘了自己是誰,只是一再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
在她看來,由於日本經濟成長放緩與人口結構改變,這種價值觀在最近二十年逐漸消失了。濱田里奈還提到了另外一個原因:2011 年3 月東北大地震與海嘯導致的福島核電廠事故。「之後,我們又想起了自己是誰。人們開始把自己的東西送去東北地區,因為那裡的人什麼都沒有。人們開始想:『也許我們應該重複使用這些東西。』」
日本的房屋清理產業在那場大地震前就出現了,而且一開始跟二手產業沒什麼關係。它的目的是快速有效率地把東西清掉。由此看來,這個產業是20 世紀中期日本繁榮經濟的完美分支。但是這也在2010 年代初改變了。在以美景與旅遊知名的北海道,好幾間房屋清理公司被抓到把清理出來的東西傾倒在自然環境中,而非繳交高昂的廢棄物處理費妥善處理。相關的媒體報導引起了民眾的盛怒,並且開始意識到清屋產業的存在,房屋清理專家協會也隨之成立。該協會努力透過各種方法扭轉形象,比如提供「如何從回收與再利用市場中獲利」的深度培訓。
現在,就連佛教和尚也參與了這個產業。濱田里奈解釋,日本的神道教與佛教都認為鬼魂會依附上使用多年的物品。「家中有人去世時,家人會去寺廟為死者拜拜。」濱田里奈說。「然後和尚會去家裡把鬼魂清掉。」這個商業模式是如此誘人,有些房屋清理公司還直接與寺廟合作,同時照顧到死者的心靈與物質需求。
不過,儘管日本又開始重新擁抱傳統的價值觀,當代的價值觀依然有它的力量。「我們在日本當然有『勿體無』的心態,」濱田里奈坦承,「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也很高。」
她用指節敲敲我們之間的木桌子。「這桌子很好,但是它如果髒了,日本人就不會用。」
「那誰會用?」
「發展中國家。」
韓靜子跟我從計程車下車來,來到一條安靜富裕的街道,一邊是成排的昂貴公寓,另一邊是一座公園,公園裡的櫻花樹在晚春的微風中撒下它的花朵。
我跟她走進一棟公寓大樓的大廳,爬了四段樓梯,來到一間已被清空一半的兩房公寓。兩位工作人員正抬起一座衣櫃,準備搬到樓下。另外一位工作人員跪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拉起多年前固定在地板上的電線。右邊的角落是個小廚房,好幾個箱子裝滿了廚房用品與玻璃器皿,兩個箱子裡滿是一瓶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與清酒,還有一疊鋪平綁起的新紙箱。旁邊的牆上掛著一張巴布.狄倫抽大麻的海報,還有一張滾石樂團《巫毒商店》巡迴演唱會的海報。
房屋中央,一位女士坐在椅子上,右腿跨在左腿上。她五十多歲,穿著緊身牛仔褲與黑色短外套,留著過肩的長髮。她是個寡婦,眼睛下有黑眼圈。她准許我留在現場觀看,但是請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
韓靜子回到她去地鐵站接我前的工作:把寡婦的玻璃製品用報紙包起來。「我負責包裝能在回收市場上賣掉的東西,」她解釋,「其他人則負責家具。」
我靠過去,看到她正小心翼翼地包裝兩個已有些變白的玻璃啤酒杯。「這賣得出去嗎?」
「在日本很難賣。日本人更喜歡只用過一年的二手物品,電器也一樣。所以如果有別的國家要,我們就出口。」
她仔細篩選寡婦廚房裡的東西,把該丟掉的東西丟掉,好繼續處理下一件東西。「我們的首選是菲律賓。不過最近非洲也開始買得更多了。但不是什麼都買。有時候,我們也會把東西擺在公司前,路過的人誰想拿就可以拿。」
「我希望我的東西最後落到能用到它們的人手中。」
寡婦突然說。她之前從一堆雜物中拉出一個手指大小的玩具腳踏車,現在正拿在手中擺弄。我突然想到,希望自己的東西能被別人再次使用,除了出於對環境的憂慮或對浪費的惋惜,其實也出於某種虛榮。她的話就像是想證明自己的東西有價值。
一位工作人員抱著一箱黑膠唱片走過來,寡婦在箱子旁邊跪下來,翻看裡面的唱片。我看到《槍殺鋼琴師》和《奶油樂團精選專輯》。日本的黑膠唱片迷很狂熱,他們渴望擁有的唱片可珍貴了。舊啤酒杯可能沒多少價值,但是這些唱片確實有不少價值。
韓靜子的雙眼掃向唱片,但是什麼都不說。
寡婦微笑起來。「我先生以前總會自己錄錄音帶,然後帶去酒吧讓他們放。我還記得他錄音的時候,鄰居總大叫:『小聲點!』我們在這裡老是有派對。」
韓靜子用膠帶封好一箱玻璃製品,頭抬也不抬地問:「這些唱片我可以帶走嗎?」
「帶走吧。」
這是很不錯的成果。儘管把重點放在物品的再出售與再利用,韓靜子清空房屋的收入大部分仍來自客戶付給她的費用:只需一天的服務為2,200 ~ 3,200 美元(需要一天以上的價格當然就更高)。在支付員工的薪水與高昂的廢棄物處理費(有時高達1,000 美元)後,實際的收入就沒那麼多了。不過韓靜子的收入很穩定。尾聲計畫公司就跟日本大多數的同業一樣忙碌。平均來說,她一個月會接到10 ~ 12 個案子。「我還可以接更多。」她坦承,「但是我喜歡把接到的工作好好做完。」昨天,她在往北180 英里遠的福島縣清了一間房子,而今天這份工作完成後,她又要前往20 英里遠的橫濱去見另一名客戶。「剛開始的時候,沒那麼容易接到案子。」她邊說邊打開一個放雜物的抽屜。沒拆封的訂書針進入「再出售」的紙箱,筆則被丟進旁邊的垃圾袋。她拿起一小小的、棕色的圓柱體,原來是個私人印章。她轉向寡婦:「這你要留著嗎?」
整個早上,寡婦一開始沉默深思,後來逐漸多話、甚至幽默起來。但聽到這個問題,她似乎又回復到她的基本狀態:疲憊。「不要了,謝謝。」她搖頭說。
印章被丟進垃圾袋。
韓靜子清除雜物的方法很實際,不求什麼心靈的滿足。
每個東西都有一個去處,或者更好的是,有一個市場。這種想法在當代日本還未扎根。1910 年代,日本追求現代化的官僚與工業而開始採納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泰勒是一位美國機械工程師,後來成為世界首位管理顧問。他的「泰勒法」目的在量測與增加工作場合的效率,並減少浪費,無論是時間上或物質上的浪費。
豐田汽車採用泰勒的理論,創造了知名的「精實生產」系統,該名詞甚至成為日本高超生產技能的同義詞。不過泰勒法不限於工廠。在泰勒模式的辦公室裡,主管的位置應該靠近門口,因為他們最常需要離開辦公室,而共用的東西應該放在指定好的地方,這樣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尋找。有些泰勒法的日本追隨者判斷這種做法還適用於家中。
於是1940 年代晚期,專注於在居家生活中減少浪費與改善效率的書籍出現了。比如說,1949 年大元茂一郎出版的《居家生活科學化》便尋求在家中達到理想的分工,而其中便由家庭主婦扮演經理的角色。泰勒式的建議,比如「家中每個東西都應該要有固定的地方,容器如箱子或罐子應該用標籤標示其收納的內容」等,則在2010 年代成為清除雜物運動的信條。
這些建議沒有一個適用於極簡主義者或是其他試圖減少物質依賴的人。相反地,這些建議一開始就旨在協助日本人處理家中越積越多的東西和垃圾。這些建議是給喜歡購物的人,而沒有幾個國家像日本如此愛購物(他們的經濟規模就是證據)。畢竟,潮流瞬息萬變,時下流行小物不斷推陳出新,因此總是買來沒多久就會被扔掉。
但是就連20 世紀中期日本經濟蓬勃發展時,也出現過質疑的聲音。1970 年代,一個開始萌芽的環保運動對日本的物質主義大聲表示憂慮。這些對環境的憂慮馬上就與對社會的憂慮融合起來。1979 年的日本生活型態全國年度調查中,不少人第一次表示,「心靈上的富有」與「餘裕」對他們來說比物質上的優渥更重要。隨著意氣風發的1980 年代慢慢過去,對物質主義的不滿也逐漸加深。
英子.丸子.施奈華是最了解日本的廢棄物與浪費的歷史學家。她寫道:追求「餘裕」的人考慮的「不只是有沒有必要買某個東西,而是買這個東西會不會為他們的心靈帶來喜悅」。只購買會為心靈帶來喜悅的東西,其實跟近藤麻理惠知名的原則相似,也就是消費者應該只留下會帶來喜悅的東西。
2018 年末,我打電話到施奈華教授在麻薩諸塞州威廉斯學院的辦公室,請教她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多重的軸線最後融為一體,於2000 年代末期在日本創造出風靡全球的清除雜物運動。就跟濱田里奈一樣,她也提起日本經濟長期衰退所造成的影響。但是她也謹慎地提到,儘管經濟衰退與環保意識成長,日本的清除雜物運動主要還是著重東西的整理收納,以達到立即的、個人的喜悅。它的目的是在節省空間,而非節省金錢或保護環境:我覺得近藤麻理惠在日本如此受歡迎的原因,就跟她在美國與其他算富裕的大眾消費型社會受歡迎的原因一樣。那就是她為「東西很多或東西過多」這個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而唯有你處於某個階級、有能力擁有很多或過多東西時,才可能有這個問題。但是她並沒有探討到「消費」這個層次。有些人會說她已經暗示了你應該學習減少擁有的東西。但是她並沒有探討這些東西一開始如何以及為何會進入你的家中。
最後那個問題正在老化、富裕的日本擴散開來,而且往往只在最後清除雜物時才會被提及,因為到了那時,消費者早已不在人世,再也無法感到喜悅,而清理東西的可能還是個受僱的外人。